■關于支持、重視改革方面的批示■

      眾所周知，中國的改革是首先從農村開始的。最有代表性的是安徽鳳陽小崗村的“大包干”，開啟了中國農村以包產到戶為主體的多種形式的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經營體制改革。對此，全國人民矚目，中央領導重視。北京郊區(qū)這方面的情況如何，同樣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關注，胡耀邦對《北京日報》內參反映的京郊農村改革問題做過三次批示。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懷柔縣委改變了過去用90％的精力去抓僅占全縣面積10％的平原，用10％的精力去抓占全縣面積90％的山區(qū)的不正確做法，大膽支持符合山區(qū)特點、對發(fā)展山區(qū)經濟有利的各式各樣的做法，社隊可以“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取得了明顯效果。1979年晚秋，我和縣委宣傳部通訊干事郭吉東一起，深入到該縣北部山區(qū)一些社隊，采訪到不少新做法實行后效果不錯的事例。同時，也就某些政策問題與縣委農村工作部部長李明瑞交換意見，進行探討，然后以《八仙過海 各顯神通》為主標題，以《懷柔縣落實山區(qū)政策的一些見聞》為副標題，撰寫了一篇3700字的通訊。文章重點放在“八仙怎樣過海，各顯什么神通”方面，一共寫了八個方面。其中“‘單干’十五年，糧食產量增加二十五倍多”這第一“神通”，介紹了該縣北部山區(qū)湯河口公社東帽灣大隊社員果永才一家實行“包山到戶”政策后效果十分顯著的情形。果永才一家九口人，兩個半勞動力，住在離主村東帽灣大隊五公里遠的砬子溝里。1964年“四清”運動時，生產隊將他家所在的一條溝交給他管理，他和家里人不用每天來回跑10公里去隊上“領活上班”了，平時自己干活自己記工，收的糧食、果菜交給生產隊，年終全家參加集體分配。自己管理自己，果永才一家成了不是“單干戶”的“單干戶”，極大地調動了全家的生產勞動積極性。十幾年里，果永才一家起早貪黑打壩階、修梯田，可耕地由原來的六七畝擴大到30畝，光糧食產量一項就由原來的300公斤增加到8000公斤，增長了25倍多。

      這篇通訊稿，1979年12月5日刊登在北京日報社編印的第2540期《內部參考》上。12月6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的胡耀邦，將這期內參批給了國家農委，并寫下了“非常能啟發(fā)我們考慮問題”的批示。1980年1月8日，國家農委編印的《農委簡報》第17期，除了標題和個別提法有改動，幾乎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

      在胡耀邦批示的“啟發(fā)”下，我們對首都郊區(qū)農村改革加大了關注力度。在1982年9月中旬至1983年1月上旬，胡耀邦又兩次在《北京日報》反映農村改革情況的內參上做了重要批示。

      第一次批示是在1982年9月17日，胡耀邦寫在我們內參部記者唐欣采寫的、刊發(fā)在1982年9月15日北京日報社編印的第2848期內參上的《一個“冰棍隊”的上和下》一文上，批示是寫給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段君毅的。批示不長，但話語不輕，指出了問題的要害：“君毅同志：這是一個值得嚴重注意的材料，建議你們議一議，連讀帶議，有二十分鐘就行了。如有必要，還可以略加改寫，在《北京日報》上登一下。據(jù)我看，北京郊區(qū)還有一些干部對責任制不通，甚至以各種借口來抵制，這一定要教育過來?！?/span>

何謂“冰棍隊”？“上”和“下”又是怎么回事呢？北京市最南邊的大興縣南各莊公社石佛寺大隊，是“全北京市拔了尖的窮隊”。1979年這個大隊改成了大隊核算，“當年人均分配只有五元三角七分，勞動日值是四分七厘。由于一個壯勞動力干一天活的收入還買不起一根冰棍（當時一根冰棍五分錢），人們就給這個大隊起了個外號‘冰棍隊’”。1980年初，有人將這個“窮隊典型”向上做了反映，引起了市、縣和公社三級領導的重視，有了“三給”：一給貸款；二給副業(yè)，幫助建羊腸加工廠；三給水，當年600多畝水稻收成好……這一年全大隊增產增收，“人均分配一躍達到一百三十三元，勞動日值提高到六角六分……”1981年，就在大家都以為石佛寺摘了窮隊的帽子，該與其他隊“一視同仁”時，公社負責人不再駐隊，貸款大幅減少，羊腸加工廠貨源不足……這一年又正逢大旱，無法特殊供水，再加上“大隊干部推翻了上一年的水稻生產獎勵合同，水稻幾乎沒有收成”?！霸诳缈辗峙涞那闆r下，全年人均分配二元六角三分，勞動日值二分，比1979年還窮了一籌。真是，上來得快，下去得更快！”“冰棍隊”又回來了！這一期內參之所以引起耀邦同志的關注，或許與其中的一個數(shù)字差錯有關，還真有點“因禍得福”的意思。

     1982年9月16日下午，剛上班不一會兒，忽然接到一個電話。我一聽是耀邦同志辦公室打來的，心里多少有點緊張；電話中又提出第2848期內參第二自然段中有個數(shù)字有疑問，我懸起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兒，額頭開始冒汗，怕是數(shù)字出了差錯。找出付印前我簽字的大樣和發(fā)出后留存的正式內參一對照，明白了一大半。原來是簽付印大樣中有個“倒空字”按錯了位置，在“全大隊一百一十戶，五百一十八口人”這句話中，“五百”的“百”字，當時字架子上缺字，打了“倒空”，正式付印前鑄出的鉛字“百”，放錯了位置，按在了“十”和“八”之間，成了“五一十百八口人”。于是，我趕忙在電話中向耀邦辦公室的同志說：“是我們粗心大意，造成了差錯，‘百’字放錯了位置，應當放在‘五’和‘一’之間，‘五百一十八口人’，請幫助改過來?！辈⒈硎疽院笠欢ㄒJ真做好校對工作。“天天和文字打交道，出個小錯也難免?！甭犃艘钷k公室同志的這句話，我平靜了許多，順口和對方搭話問道：“我們一起送了兩期內參，您覺得怎么樣？”“你們這兩期材料配得好，一個具體典型，一個綜合分析，很能說明問題，特別是‘冰棍隊’那期，一看標題就想看看全文，我會很快送給首長?！甭犃诉@番話，我釋然了。放下了電話，我已經平靜的心又激動起來，一方面趕忙向報社領導匯報耀邦同志辦公室來電話的情況，檢討自己工作中的差錯；一方面和部門同志們議論起我們這兩期內參的內容搭配、標題制作及印刷發(fā)送上的“小小技術處理”。

      在刊發(fā)唐欣采寫的上述內參的同時，我們還將北京市統(tǒng)計局關于京郊8個區(qū)縣45個生產隊實行農業(yè)生產責任制情況調查的簡報編發(fā)了內參。情況調查簡報表明：被調查的45個生產隊中，實行當時效果較好的“聯(lián)產到勞”責任制的僅有4個生產隊，其他一些生產隊有的實行的是“小段包工”“承包到組”，還有10個生產隊未實行生產責任制，仍在“吃大鍋飯”。這篇由簡報編發(fā)的內參稿，除了內容翔實、對比鮮明，還有綜合分析，《四十五個生產隊僅有四個隊實行“聯(lián)產到勞”責任制》這一直白的標題也很醒目。這就是耀邦辦公室同志說的另一期內參。這期內參的編號是第2849期，和“冰棍隊”那期第2848期內參，都是在9月15日同一天印刷，裝在一個信封中發(fā)出的。小小的印刷和發(fā)送上的技術處理，引起了耀邦同志辦公室的重視。

      胡耀邦的重要批示，引起了中共北京市委的高度重視。1982年9月21日，段君毅將胡耀邦的批示批“請常委同志閱”，并做出“類似的情況還不止這一個隊，我們必須下決心搞好責任制”的重要批示。10月8日，市委以“中共北京市委文件京發(fā)〔1982〕48號”的形式，印發(fā)了胡耀邦對《一個“冰棍隊”的上和下》一文重要批示的通知，發(fā)給各單位各部門黨組織。通知要求：“認真學習耀邦同志批示，議一議這個問題。切實檢查一下各種形式的責任制落實情況，對那些不落實的單位迅速進行整頓”；“對那些（對）實行責任制思想不通的同志，要進行耐心的教育，幫助他們轉變思想，跟上形勢”。這些無疑對推動北京市各種責任制的落實起到積極促進作用。

      以“大包干”為代表的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農村推行的過程中，曾經出現(xiàn)反復，北京市豐臺區(qū)也不例外。該區(qū)的盧溝橋公社郭莊子大隊第二生產隊有位“能人”叫趙明才，過去當過生產隊長。1980年春，他去外地傳授種菜技術時順手學會了種蘑菇。1981年8月，他和另外一名女社員包種了200平方米的蘑菇，收入2200元。按合同規(guī)定交給大隊、生產隊500元純利，還清了生產隊800多元的投資，扣除其他成本，他們每人還分了300多元。由于大隊不支持，1982年趙明才包種不了生產隊的蘑菇，就開始專心種自家的蘑菇，一年下來收入5000多元。1982年2月，《北京日報》公開報道了趙明才成為種蘑菇能手的事跡，招來了大隊和公社的不滿，說趙明才種蘑菇是“外出單干”“抄肥自摟”“挖社會主義墻腳”。年底，大隊黨總支對趙明才做出四項制裁決定：“加倍收水電費，或停水停電”；“將全家開除出合作醫(yī)療”；“不批給宅基地”；“不安排子女勞動和就業(yè)”。大隊還同時制裁了其他搞“自摟”的社員。1982年12月底至1983年初，豐臺區(qū)廣播站劉秉華和報社農村部記者吳懋棟，將采訪到的郭莊子大隊對待趙明才等人的種種做法，撰寫成內參稿件，以《郭莊子大隊限制社員發(fā)展自營經濟》為標題，于1983年1月5日刊登在北京日報社編印的第2876期《內部參考》上。1月6日，胡耀邦做出與前面兩期內參有關聯(lián)的批示，具體內容是：“段、焦、陳、趙同志：你們郊區(qū)干部的思想，象這種情況的多不多？我擔心：思想不對頭而匆忙地催搞責任制，今年生產可能出現(xiàn)某種混亂，請注意?！?/span>1月7日，接到耀邦同志批示后，段君毅很快批示：“看來北京市郊區(qū)這樣的事情可能不止一兩家、一個隊的問題。請派人查明，以便通報，使大家接受教訓。印發(fā)常委?！?/span>

      胡耀邦支持重視農村改革，同樣也關注著城里工廠的領導體制改革。

     1981年12月8日，一篇標題為《一名普通工人出人意料地當選為廠長》的文章刊登在北京日報社編印的第2760期《內部參考》上。這篇稿件是內參部記者張志華采寫的。12月26日，時任北京日報社社長的張大中轉達了胡耀邦對第2760期內參的批示——“發(fā)到會（指第一書記匯報會）同志，加發(fā)政治局委員”。大中同志還說：“段君毅同志在北京市委的一次會議上，將這期內參讀了一遍?！?/span>1982年1月5日下午，胡耀邦在全國統(tǒng)戰(zhàn)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提到：“最近北京市有個工廠選舉廠長，全廠320多人，原來的廠長只得了3票，黨支部書記只得了1票，相反地，一個不是黨員的普通工人被選上了?？梢娢覀冇行h員，脫離群眾，群眾瞧不起，而缺乏自知之明，嚴重到什么程度！”耀邦同志講話中的這番感慨，其所引用的事例，即是第2760期內參反映的情況。

     第2760期內參中所說的工廠，是當時的北京電機總廠鑄造分廠，是民主選舉廠長的試點單位。全廠324人，復員軍人牛樹昆以238票當選為新廠長。一名普通工人之所以能出人意料地當選為廠長，正如耀邦同志講話中所尖銳指出的那樣，這個廠原來的黨員干部嚴重“脫離群眾，群眾瞧不起”。據(jù)記者了解，選舉之所以出人意料，一條重要原因就是：“職工普遍對原來的廠領導干部不滿意，不少人的想法是，不管選誰，反正不能再讓原來的領導當廠長了。”“鑄造分廠過去曾經是先進單位，但是近年來干部作風上出了一些毛病，生產任務也完成得不夠好，職工意見比較大。原廠長患肝硬變，已經半年多不能上班。原黨支部書記工作方法上主觀生硬，喜歡個人說了算，群眾還說他私心重。廠里生產上質量問題嚴重，亟待解決。當時廠長病休，黨支部書記卻請假回農村蓋自家的房子去了，廠里留下三個副廠長，誰也不敢多伸手，指揮很不得力。”這樣的黨員干部，群眾又怎么能信得過呢？

     《一名普通工人出人意料地當選為廠長》一文在內參中屬于“一事一報”類型。它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重視，做出批示，在以后的講話中作為典型事例引用，并發(fā)出慨嘆！而北京市委領導也在一次會議上將內參稿件讀了一遍。由此可見，這期內參留給領導人的印象多么深刻！

       ■關于務實擔當方面的批示■

       從1977年8月至1979年6月，我們《北京日報》內參部不斷關注著北京的“深挖洞”和二號線環(huán)城地鐵遲遲不能建成的問題，先后采寫了五篇稿件，在《北京日報》內參上陸續(xù)刊出：由我采寫的《北京市人防工程當前存在的問題和改進意見》，1977年8月19日刊發(fā)在第2169期《內部參考》上；《首都人民盼望環(huán)城地鐵早日竣工》一文，是由老記者王增翔和內參部主任王豐玉共同采寫的，刊發(fā)在1978年7月1日的第2393期《內部參考》上；《東城區(qū)人防工程進展情況和存在問題》這篇刊發(fā)在1978年11月23日第2435期內參上的稿件，是由老記者、《北京日報》內參部創(chuàng)始人耳寶君采寫的；由我采寫的《能否少減一點投資快把環(huán)城地鐵搞完》《廣大群眾和人防干部都要求暫停在地下挖洞》這兩篇稿件，分別在1979年6月7日、9日的第2488期和2489期內參上刊發(fā)。這兩期內參可以說是姊妹篇。以上五期內參，中央領導華國鋒、葉劍英、胡耀邦、余秋里、谷牧等做出批示的有四期，另一期在全國人防工作會議上轉發(fā)。

      在我們采寫上述五篇內參的近兩年時間中，正是中國進行撥亂反正的重大轉折時期。正是在此政治背景下，我們的內參報道跟上了轉折時代的步伐，促使“深挖洞”的轉折，停止挖洞，將挖洞的錢轉投到修建地鐵上。我們在關注“深挖洞”的同時，對同樣具有防空作用的北京環(huán)城地鐵遲遲不能竣工進行了詳細調查。在北京公共交通中占有十分重要位置的地鐵二期工程，全長16.1公里，線路呈馬蹄形，又稱環(huán)城地鐵二期工程。后來連上復興門至北京站支線，才統(tǒng)稱地鐵二號線。環(huán)城地鐵二期工程從1971年3月開工，到1978年下半年，用了近八年時間仍未竣工。首都群眾期盼已久的環(huán)城地鐵，八年未環(huán)，其中資金缺口是個大問題。環(huán)城地鐵1978年共需投資2.2億元，實際只安排了1.3億元，尚缺9000萬元。另有5萬工程兵參加地鐵建設，一年4000萬元的費用過去由國防費開支，現(xiàn)在轉由工程費開支。資金方面，困難重重！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國家建設處處錢緊，錢成了問題的關鍵。錢從哪里來？“暫停挖洞”，把省下來的錢支援環(huán)城地鐵建設，盡管不能解決全部問題，解決一部分也好。就這樣，錢把“暫停挖洞”與加快環(huán)城地鐵建設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這也成就了前面提到的內參姊妹篇。實際上，內參姊妹篇先采寫的是《廣大群眾和人防干部都要求暫停在地下挖洞》：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啟發(fā)下，對于“深挖洞”這個勞民傷財?shù)睦洗箅y問題，廣大居民群眾開始說“不”。東城區(qū)拐把胡同一居民住宅，因防空洞漏雨而引起塌陷，滿院子居民憤怒不已，指著人防干部的鼻子說：“你們到處亂挖洞，浪費國家錢財，坑害居民百姓?！弊鳛椴稍L此事的記者，在干部每年參加一個月的勞動中，我曾幾次投入到“深挖洞”的群眾運動，對其“勞民傷財”深有體會。其中首都人防辦公室副主任、北京衛(wèi)戍區(qū)副參謀長張一民的看法和建議，對“暫停地下挖洞，支援地鐵”作用重要。在近兩年的人防工程采訪中，我曾三次與他打交道。由于某種原因，前兩次采訪張一民都沒有怎么敞開談，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第三次采訪，算是打開了話匣子。他說：“群眾反映的人防工程的問題，確實是存在的。我同意今后不要像過去那樣無計劃地亂挖防空洞了?！睆堃幻裾f：“我初步考慮城市人防工程可以納入城市計（規(guī)）劃，可以結合修建地下鐵道搞一些工事；也可以結合搞立體交叉建設地下過街道路；還可以在蓋樓房的同時建地下室……這樣的工程一部分可做人防工事用，省工省錢，質量也有保證?！绷硗?，他提出的“暫停地下挖洞，將挖洞的錢轉移到修建地鐵上來”對我們啟發(fā)很大。于是，我在采寫“暫停地下挖洞”內參稿件的同時，順著上年7月我們刊發(fā)《首都人民盼望環(huán)城地鐵早日竣工》的內參并受到中央領導重視的思路，繼續(xù)反映人民群眾的呼聲，采寫“把環(huán)城地鐵搞完”的內參稿件。這期內參稿件確定為正面呼吁的主題，標題就是前面提到的《能否少減一點投資快把環(huán)城地鐵搞完》。文章最后再次提出“暫停挖洞，支援地鐵”，把包括張一民在內的一些權威人士的建議明確提了出來：“如果國家資金實在太困難，能不能將北京的人防工程暫停下來，把今年人防2800萬元投資撥給地鐵?！?/span>

      因我采寫的上述兩期內參是姊妹篇，在印發(fā)時我們仔細地做了技術處理，將《能否少減一點投資快把環(huán)城地鐵搞完》一文，放在第2488期，時間是1979年6月7日；《廣大群眾和人防干部都要求暫停在地下挖洞》一文，則安排在第2489期，時間是1979年6月9日。兩期內參裝在一個信封內，6月9日一起發(fā)往中央和市里。6月9日當天，胡耀邦就在第2489期《廣大群眾和人防干部都要求暫停在地下挖洞》的內參上批示：“乎加同志，像這樣的事，我看你們市委完全可以定?！币钔具€在兩篇內參中張一民和城市建設規(guī)劃方面權威人士的意見和建議的文字表述下面，用筆畫上了著重線，以示引起重視。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接到中央領導批示后，請有關人員“研究一下，人防工程費可否統(tǒng)籌安排”。主管經濟工作的市領導葉林更是直奔主題，明確提出：“將人防工程費用與地鐵投資結合起來，先搞地鐵。”至此，對全國影響很大并有帶頭作用的首都北京的“深挖洞”總算是不再進行了，很快全國城鎮(zhèn)的群眾性挖洞運動也逐漸停了下來。停止挖洞省下來的這些錢，后來用到地鐵建設上，對于加快環(huán)城地鐵建設進度還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圖片說明：1984年8月，胡耀邦在火車上聽取李長春匯報沈陽經濟情況。右一為沈陽軍區(qū)政委劉振華，右三為沈陽軍區(qū)副司令員高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