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之前，英國為了“莊嚴、體面撤退”，事前向中方提出，希望中國領導人在交接儀式的講話中不要講英國占領香港的歷史。中方從實現(xiàn)香港平穩(wěn)過渡的大局出發(fā)，做到了這點。因此，在中英兩國舉辦的香

毛澤東是公認的出主意的高手，早在江西蘇區(qū)時期，紅軍里就廣為流傳： “毛委員有主意。”可以說，正是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善于出主意，能出好主意，才使他在眾多的革命家中脫穎而出，成為黨的領袖。毛澤東認

1965 年1月9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斯諾說，不久前他在日內(nèi)瓦參加了一次“北京問題專家”的學術會議，其中辯論的一個問題是，《矛盾論》是不是對馬列主義作出了新的貢獻。毛澤東接過話頭回答：“

中央檔案館收藏毛澤東文稿全宗共有檔案47381件，其中文稿部分有25068件，時間跨度是從1912年到1976年。 《國內(nèi)問題要注意》是毛澤東最后一篇文稿，這是一張字條。這樣的字條，在

1955年，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簡稱“文改會”），通知我（周有光）去參加。我當時在上海大學里教書，有很多其他工作。開完會之后，當時就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作為國務院的一個下屬機構。這個委

1950年7月，中國接收了蘇聯(lián)政府移交的969名日本侵華戰(zhàn)犯，將其關押在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為讓這批戰(zhàn)犯從思想上認識自身的加害責任，最終認罪與反省，從1951年春開始，管理所對他們進行學習改造。在先期學習

趙樸初在戰(zhàn)爭年代一直從事慈善事業(yè)，照理說“善有善報”，可是道路是曲折的。20世紀40年代，正當樸老為新四軍運送藥品支持抗日戰(zhàn)爭和人民解放事業(yè)的時候，他的家鄉(xiāng)卻有人認為能在“大染缸”的上海站住腳的人一定

“文革”時期，以政治凌駕于教育之上，肆意踐踏人才選拔和培養(yǎng)的一般規(guī)律，對學校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產(chǎn)生了嚴重危害。廢除高考制度，造成“讀書無用”，“走后門”成風，人才“青黃不接”；恢復高考，則意味著“恢復

20世紀20年代末在蘇聯(lián)伏龍芝軍事學院“特別班”就讀的中國學員共有6位，分別是劉伯承、劉云、屈武、陳啟科、黃第洪、左權。學院根據(jù)每個中國學員的在校表現(xiàn)，給他們做了政治等方面的評語。雖然學院的評語過于嚴

1.共產(chǎn)國際控制力弱化，為中共黨風建設留下了更加自由的空間。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建立前后，共產(chǎn)國際對中共的直接或間接性的指示，無論是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前后相比還是與大革命失敗至紅軍長征前相比，都明顯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