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報》刊登了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批準的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決定，宣布：1976年清明節(jié)，“廣大群眾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于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復名譽”。當天，新華社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這一更加鮮明的標題，對《北京日報》的消息向全國作了報道。16日，對于這條重磅消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各大報紙都以同樣的標題予以刊發(fā)，消息傳開，全國人民十分振奮。

       然而，許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1977年1月6日清晨，在北京王府井南口東北角東長安街北側的墻上，就貼出了一張題為《被“四人幫”顛倒的歷史必須重新顛倒過來》的大字報，署名“革命后來人”。據(jù)查，這是北京街頭第一次貼出公開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大字報。當天，這一敏感的政治動向，立即刊發(fā)在北京日報社編印的第1935期《內部參考》上，向中央和北京市委領導作了反映。
       當時，我是《北京日報》內參部記者，現(xiàn)將采集、編輯這篇稿件的過程和一些想法回憶記述下來，也算是對天安門事件平反的一個小小的紀念吧。

         二

      1977年1月6日一大早，我照例到離報社不遠的東單體育場晨練。在回來的路上，忽然發(fā)現(xiàn)東長安街北側、老東單菜市場前面的墻上，貼出一張大字報。我過馬路走近后聽幾個圍觀的人小聲議論，說是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出于新聞記者的職業(yè)敏感，我趕忙跑回報社，連運動衣也沒顧上換，抓起筆和本，趕緊跑去抄大字報。這時，看大字報的人越來越多，我被擠來擠去，本來就凍僵的手抄寫起來就越發(fā)困難。我索性離開擁擠的人群，趴在墻頭上邊，低著頭，從上往下，看一句，抄一句。這樣倒著看，抄寫很不方便，往底下也看不清楚了。正當我著急想辦法時，一眼看見同事張慶榮也在人群里看大字報。這下可好了，我請他幫忙，他念一句，我抄一句。我們兩人合作，順利地將這張大字報抄完。

       抄大字報時，我心里想得并不多，主要是著急快一點兒把它抄完。等回到報社翻開本子把大字報的內容重新看一遍時，心里反倒嘀咕起來。那幾天，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兩報一刊”上的文章，都有“兩個凡是”的精神。天安門事件是毛澤東定的反革命事件，大字報的意思明擺著是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這到底對不對？可又一想，群眾貼出大字報，公開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新的政治動向。我作為一名內參記者，見到這種新的敏感的政治動向，絕對不能放過。這樣，我匆忙吃了幾口早點，沒等到上班，就把抄在本子上的大字報的全文整理在稿紙上，等領導來了匯報。

        剛一上班，我就趕忙給部主任王豐玉講大字報的事。還沒講完，他就明確表態(tài)說，抓得好，應當馬上把這一重要的政治動向向上反映。后來，經與報社領導商量，決定將這張大字報全文并加按語刊發(fā)在《北京日報》辦的《內部參考》上，送中央和北京市委領導參考。

        三

      盡管大字報的政治性很強，但畢竟是別人寫的，署名又是“革命后來人”這樣一個筆名，怎么著也好說一些?？杉影凑Z對于一個編輯記者來說分量就重多了，不管是什么內容的按語，都代表著作者的政治思想傾向，這是個擔風險的事。

      按語寫不寫，寫什么內容？我反復思量。這時，1976年1月8日到4月4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情形，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情緒，一幕幕地出現(xiàn)在我的腦海里。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送花圈，明明是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怎么能定成反革命事件呢？群眾用這種形式還表達了對當時政治形勢的不滿，主要是對著“四人幫”的，這又有什么不對呢？從我內心講，完全同意大字報中的觀點，作為黨報的內參記者，寧可冒點風險也應當把群眾的呼聲反映上去。決心一下，一個有鮮明政治傾向，“表示同意大字報中的觀點”的按語很快就寫出來了。

      1月6日當天，這期內參很快發(fā)出去了，可我的內心總是有點忐忑不安，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才算踏實下來。這期內參一發(fā)出，就引起強烈反響，聽說有位老將軍拿著這期內參，去找當時的中央主要負責人，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讓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后來，歷史博物館還把這期內參作為歷史資料展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