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筆者被抽調到大會工作，主要是管理文件資料。6月21日，毛澤東在大會講話中引用了“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的唱詞，引起了與會首長的注意，首長們讓我們查找這本書。下面僅將此事作為這次會議花絮作點介紹，不涉及會議的主題和評價。

  1964年12月，毛澤東會見著名滬劇演員丁是娥（左三）等

■《香山記》的故事■

由于當時條件的限制，我們沒有找到這本書，只知道這是一本關于佛經的書。60多年過去了，筆者近來在“孔夫子舊書網”上“淘寶”，偶然發(fā)現此書，立即購回。

收到《香山記》一書后，筆者立即閱讀，只有7500余字，很快瀏覽完畢。原來這是一部宣示佛教教義的經書。

據學者考證，《香山記》是明朝戲劇家羅懋登，根據佛教故事《觀世音菩薩本行記》，創(chuàng)作的一部《觀世音修行香山記》（簡稱《香山記》）傳奇劇本。

劇中描述，妙莊王的兩個女兒妙元、妙音婚事已作安排，唯獨三女兒妙善不肯出嫁，只愿出家修行。妙莊王惱怒至極，先后對她施以“勞作”“火燒”“斬首”等酷刑，但妙善在上天釋迦牟尼佛和地獄閻羅王的庇護下，歷盡艱險，渡過難關，在香山紫竹林皈依佛法，終成正果。后來，妙莊王病重，醫(yī)士稱需要親骨肉的手、眼才能治愈。妙善不計前嫌，愿意施舍自己的手、眼拯救父親。她在向上天禱拜后，意想不到的是長出了“千手千眼”，救治了父親。妙善自己被天庭封為“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據佛教典籍記載，觀世音菩薩的“千手”表示遍護眾生，“千眼”則表示遍觀世間。

這就是《香山記》的故事梗概。

■毛澤東的自我批評■

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新中國成立八年來的軍事工作時說：我做工作就是單打一，搞那么一件事就鉆進去了。我也提倡這個方法。有本書叫《香山記》，講觀音菩薩怎么出身，別的我都忘記了，頭兩句叫作“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我采用這兩句作為方法，這幾年是不唱天來不唱地，就是只唱一本別的戲，軍事，我就沒有唱了。這個方法是不壞的。你唱《打漁殺家》，就不能唱《西廂記》，你不能兩個戲同時在臺上唱。

毛澤東在講述自己的工作方法后，又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我多年來沒有管軍事。不管軍事，四年于斯矣。朝鮮戰(zhàn)爭以后，一切推給彭德懷同志。你們批評得對，你們越批我就越為舒服。你們凡是批評彭德懷同志的，也就是批評我。你們看對不對？我是這樣看。要說是軍事完全搞壞了，那也不是，也沒有一個同志說完全搞壞的，而是同志們大多數都說的八年來基本上搞得好，也有缺點、錯誤。擔責任的是彭德懷同志，但不能完全怪他一個人，還應該要怪我。講責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懷，第三恐怕是黃（克誠）老，因為他是秘書長，還有各總部。”“我看加一個中共中央，主要是我，你們放火燒?！?/span>

由此可見，毛澤東在講話中引用“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的唱詞，其實與他講話的主旨并無太大關系，毛澤東只是以此比喻他的工作方法。

■“彈鋼琴”的工作方法■

據查，繼1958年之后，毛澤東還有兩次講過《香山記》的這兩句唱詞。一次是1963年5月8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應該抓主要工作時說：“就是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這是描寫妙莊王女兒的一本書，頭兩句就是這樣。事物是可以割斷的。天也不唱，地也不唱，只唱妙莊王的女兒如何如何。比如看戲，看《黃鶴樓》，天也忘了，地也忘了，其他的戲如《白門樓》也忘了，只看我的同鄉(xiāng)黃蓋。你們中央局就開這樣的會，不唱天，不唱地，只唱《香山記》?！?/span>

另一次是1964年3月28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向毛澤東匯報，“只唱一出《香山記》”的辦法傳達后，效果很好。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林鐵也參加了匯報。毛澤東說：“我四五十年前看過這本書，開頭兩句是‘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記》’。唱這個戲，別的戲就不唱了。就像你們河北唱《劈山救母》一樣，不能什么都唱。這個方法要普遍運用。”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毛澤東借用《香山記》的兩句唱詞，寓意在于告誡黨的干部領會其中蘊藏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澤東是偉大的哲學家，他的《矛盾論》《實踐論》《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等光輝著作，一直是教育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在事物的發(fā)展過程中，主要矛盾決定事物的性質，處于支配地位，起主導作用，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與發(fā)展。因此，在工作中就要善于抓中心、抓重點、抓關鍵，兼及其他。

毛澤東的這種領導藝術和駕馭才能，體現在他畢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也有著大量的相關論述。例如，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所作的結論中，就闡釋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十二條，強調黨委“一班人”要學會、學好“彈鋼琴”。他指出：“要產生好的音樂，十個指頭的動作要有節(jié)奏，要互相配合。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边@些指示，不僅戰(zhàn)爭年代的干部，就連新中國成立初期成長起來的干部，也都是很熟悉并身體力行的。又如，1958年1月，毛澤東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也是一篇經典之作。毛澤東在前言中說，本文是“中央和地方同志1958年1月先后在杭州會議和南寧會議上共同商量的結果”，可見這也是一篇“集體智慧的結晶”。即今觀之，雖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但就總體而言仍然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span>